其中，高强部长提到一个数据。全国每年医疗机构提供医疗服务的人次达20多亿，即使我们做到99％的和谐，只有1％不和谐，那就意味着2000万人次不满意。

　　这个数据，用近年在美国兴起的“病人安全”的概念来解释，就是医疗系统的误差始终是存在的，医患矛盾的可能性始终是存在的。一方面，政府要采取积极的干预政策，使得这个误差缩减到尽可能小的程度，但是另一方面，这个误差始终存在，并且由于它的基数较大，误差的比例虽然微小，其绝对数值也足够大到产生社会影响。

　　客观的说，我国目前的这一比例还有很大的缩小空间。减少这样的医疗行业系统性误差，是卫生行政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。

　　而且，就算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卓有成效，医疗上的风险也是客观存在的，仍有相当数目的医疗误差产生。在此，必须澄清，医疗误差不等于医疗纠纷，也不等于医患矛盾。这几个环节有关联但不对等。医疗误差可能导致医疗纠纷，医疗纠纷处理不当才能导致医患矛盾。也就是说，在机制上，我们对医患矛盾可以有所作为，可以设置多重的防范：减少医疗误差的发生；制定合理的纠纷调解机制；建立平衡的医疗风险赔偿制度。比如，提高医生的资质，监管医生的准入，制定公平的医疗鉴定机制，等等，在此基础上，我们才可能比较有效地解决医患矛盾的问题。

　　那么，提倡医德医风能不能解决医患矛盾？医德医风可以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，但不是解决医患矛盾的前提条件。从国内外的经验看，医患矛盾激化是始于一定时期内医患两个群体诉求的消长，最终还是需要合理的机制来达到平衡。我们不能想象，水平较低、收入入不敷出的基层医生或医院能够做到完全自律，我们也不能设想，占有区域垄断资源，门前车马如龙，缺乏监管的大医院能够完全“以病人为中心”。

　　我们的医生在“非典”时期已经向世人展示了崇高的精神，只要利益得到保障，或者有恰当的监管，他们会表现出高度的职业精神。我们的患者在纠纷发生的时候可能比较激动，但是如果有公平公正的鉴定和化解机制，绝大多数医患问题将是程序化的，而不是“矛盾”的。